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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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和人事科长欧阳春来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在随即召开的支行干部大会上，宣布了市分行对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决定。
主要内容包括：免去赵国栋孝北县支行行长职务；任命严锋清为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聘任林辉为孝北县支行副行长；钱仲元不再担任孝北县支行副行长职务。
四位行领导职务调整的表述方式各不一样，这其中有些什么讲究，只有组织人事部门才能够解释得清楚，但意思我们还是明白的。
赵国栋的行长职务免了，但支行党支部书记的头衔还在。也就是说，免去行长职务后，他并不会离开孝北县支行。钱仲元被正式批准逮捕，检察院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正在等待开庭审理。如果钱仲元被判刑的话，他的党内外职务肯定都没有了，说不定还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职务任免文件宣读完毕后的第二项议程，是相关人员表态发言。前期工作组成员严锋清和林辉在职务明朗之后，仍然表现得比较低调，例行公事地讲了几句套话，三言两语就说完了。已经得到了提拔，事情明摆在这里，说再多也没有结果重要，何必将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而被免去行长职务的赵国栋则恰恰相反，罗罗嗦嗦地说了好半天。他表情极不自然，看得出所遭受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内心的苦闷和沮丧，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
市分行工作组进驻孝北县支行两个多月来，赵国栋无数次地揣摩过市分行党委的意图。关于自己的去向，他预测市分行可能会有两种安排：一是维持现状，继续让他在孝北县支行当“一把手”；二是调离孝北县支行，回市分行当部门负责人，或者去其他支行当“一把手”。
现在这样的结果，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明白人心里都清楚，赵国栋实际上是被“就地免职”了。对于近段时间一直抬不起头来的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来说，这是一件众望所归、大快人心的事情。不过，当大家看到赵国栋苦大仇深的表情，听着赵国栋不知所云的发言，一些人又起了怜悯和同情之心，觉得赵国栋还是挺不容易、挺可怜的。
选调孝北县工作一年多以来，赵国栋还是为支行的发展吃了不少苦，出了不少力，花了不少心思。与初来时相比，他看上去起码老了五岁。大家认为赵国栋的本质并不坏，也想干一番事业，只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办事水平有限，处理问题的方法又不当，缺少干事创业的智慧和气魄。简而言之，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功即是过。过于平庸，也只能够让位。
坐在会议室里的王加林此时心情比较复杂。升职的希望早在工作组进驻的时候就破灭了，他现在考虑的是“保位”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位的“改朝换代”，对于办公室主任来说，面临的考验都比较严峻。在这种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上，说话办事都得小心谨慎，容不得有半点儿的疏忽和马虎。如果站错了队，就有可能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听欧阳春宣读完文件，加林主任无所谓喜，也无所谓忧，要说情绪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庆幸自己“蒙”对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与春节前支行发放节日物资有关。
每年春节临近，银行总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春节物资。这些物资既有准备发给员工的，也有向上级“进贡”的。支行送市分行，市分行送省分行，省分行送总行。在选择“进贡”对象上，自然也很有学问。上级行领导肯定是要送的，再就是重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掌握着财务审批、授信审查、人力资源、绩效考核等权利的关键人员。
总而言之一句话，只送那些“有用之人”。
送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鸡鸭鱼肉、土特产品、烟酒副食、水果蔬菜都有可能。王加林在孝天城上班那年春节，孝天支行就送了满满一货车“猪屁股”到市分行，而市分行送到省分行的，则是“孝天麻糖”和“孝天米酒”。
发给员工的物资以实用为原则。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A银行孝北县支行给每位员工发了20斤猪肉、30斤鲜鱼、两只羊腿、一箱脐橙、一箱苹果，以及由瓜子、松籽、开心果、杏仁等坚果组成的礼品箱，还有印有A银行logo的春联、窗花、红包和“福”字剪纸。
也许大家会感到疑惑，银行不是普遍经营亏损么？福利待遇怎么还是那么好呢？
确实，中国的四大银行在孝北县设立的支行，没有哪一家是赚钱的，无一例外连年亏损。即使是市分行和省分行，也很少有盈利的。但是，不赚钱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花钱。
一个经营年度，亏损一亿元是亏损，亏损十亿元还是亏损，改变不了亏损的性质。反正亏损都是挂在账上，亏多亏少无所谓，但每年必须列支的费用还是应该列支，该花的钱还是要想办法花出去。
哪怕核定的费用额度不够用，各级银行还能想出其他的办法。正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整天与钱打交道、专门做“钱生意”的银行，还愁弄不到钱么？
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总有一些是收不回来的。这些收不回来的贷款，一旦被认定为呆账，就有可能被核销。核销后的贷款，账务上虽然处理了，但银行不会让借款人知道，并且会继续进行追偿，因为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存在的。
银行内部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账销案存”。
账销案存贷款有的确实无法收回，但也有一些是能够收回的。因为贷款核销之后，借款人的状况有可能发生好转。还有一些是当初认定呆账时就不准确，或者存在故意弄虚作假的情形。
账销案存贷款收回后，按规定应作为营业外收入，但也有一些胆大妄为的银行机构，把这些陈年旧账收回来之后，私设“小金库”留作自己使用。
除了账销案存贷款这条“生财之道”，银行分支机构还有可能偷偷摸摸地搞“账外经营”。吸收的存款或者发放出去的贷款，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资产和负债“两头在外”，所得收益分支机构自己留用。
A银行孝北县支行分给员工的鲜鱼，就是“账外经营”的成果。
小悟乡有一个养鱼专业户，在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办理了几万元贷款，后来一直没有偿还。这笔贷款最后划到了A银行花园办事处。由于账务处理上的疏忽，这几万元的贷款没有被统计在A银行资产业务之内。
这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被钱仲元及赵国栋等人悬在账外，并且与那个养鱼专业户达成协议，贷款本金可以长期使用，但每年春节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鲜鱼给银行，作为支付贷款的利息。就这样，从原来的花园办事处，到如今的孝北县支行，A银行员工每年的春节物资中，都少不了活蹦乱跳的鲜鱼。
去年发放春节物资时，孝北县支行碰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市分行派来的两位工作组成员，属不属于春节物资的发放对象？
当副行长李金林提出这个问题时，支行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产生了分歧。
行长赵国栋不同意发给物资给严锋清和林辉。理由是，工作组成员的人事关系在市分行，市分行会给他们发放春节物资的。如果支行再给他们发放的话，他们就领了双份。更何况，市分行发的物资远比支行要多，他们也不在乎这点儿东西。
李金林说，道理是这个道理，问题是，支行发东西时不能避开他们的视线。大家都欢天喜地领物资，唯独他们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场面上似乎不太好看，有点儿不近人情。
“我来孝北县支行之后，市分行就没有给过我春节物资。回到孝天城时，还不是看到别人热火朝天地往家里搬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好像没有哪个认为不近人情！”赵国栋显然有点儿生气。看得出，他思想上是有情绪的。
李金林不好再说什么。
副行长孙建伟明确表示，他支持赵行长的意见。
加林主任在行领导研究时没有吭声，但他个人认为，李金林的顾虑不无道理。他也倾向于给工作组成员每人发一份春节物资。
散会之后，王加林单独来到李副行长的办公室，向分管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你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拍板。”李金林苦笑着挖苦王加林，“赵国栋不同意，我说得再有道理，也不顶用。”
加林主任有点难堪，但他并没有放弃：“我是不能拍板，但我能用实际行动支持您呀！”
李金林吃惊地望着加林，问：“什么意思？”
王加林说，其实这种小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拿出来讨论。李副行长分管办公室，只要您吩咐一声，办公室就会按照您的指示，把事情办得妥妥的。如果东西分到了严锋清和林辉的手里，未必赵国栋还会让我们去要回来？
“问题是，赵国栋现在已经知道了，而且明确表示不给他们呀。”李金林有些懊恼地说。
“他不同意给，我们照样可以分。”加林不管不顾地说，“瞒着他，不让他知道就是了。这事我和余丰新来办。”
李金林有所顾虑，觉得这样做存在风险。万一让赵国栋知道了，他们几个人都下不了台。
王加林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会把这事做得滴水不漏。
“如果赵国栋真的知道了，问起这事，您就说您不知道。责任由我来承担。”王加林大义凛然地表态，“至于账务处理方面的事情，我会让余丰新搞定的。”
李金林不置可否，算是认同了加林主任的提议。
王加林于是让余丰新准备了两份春节物资，趁着赵国栋在支行值班没回孝天城的周末，让司机小唐出车，把东西亲自送到了严锋清和林辉的家里。
严锋清和林辉当时非常感动。他们客气地请王加林、余丰新和司机小唐去金龙大酒店品尝西餐。
那是王加林第一次进西餐厅，第一次用刀叉而不用筷子吃饭。
每人要了一份煎牛排和一份新奥尔良烤翅，然后点了意大利肉酱面和披萨饼共享，还有自助取用的水果沙拉。
王加林一直以为，煎牛排应该和猪排骨羊排骨一样，以骨头为主。没有想到，所谓的牛排，实际上就是一块牛肉，烤得半生不熟的，洒上很多的黑胡椒面。
喝的是红酒。西餐厅的环境非常宽松和优雅，还有人现场演奏钢琴。来这里就餐的人，都表现得温文尔雅，很少大声说话和喧哗。
余丰新和司机小唐感觉有些不适应，他们认为还是在花园镇的餐馆里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喊大叫过瘾。
王加林说，感受一下西方餐饮文化也不错。
严锋清和林辉一直在交谈，还涉及到了比较敏感的赵国栋的去留问题。
严锋清说，市分行本来准备把赵国栋调回孝天城的，但孝北县委副书记安宁不同意。安副书记的理由是，赵国栋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司法部门有可能随时传唤他。另外，县纪委也有可能对他的违纪问题进行追究。只有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赵国栋才能够离开孝北县。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都是借口，安宁就是存心要整赵国栋。因为孝北县刚刚成立时，安宁曾经找过赵国栋，想把他的一个亲戚安排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但赵国栋没有把这事办成。
“哪路神仙都得罪不起啊，也活该老赵倒霉。”林辉感叹道。
严锋清却说：“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行得正，不留把柄在人家手里。”
因为高兴，林辉又转移到了另一个话题。他问严锋清：“你老兄什么时候去总行呀？去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小兄弟，有好事也让我们沾沾光。”
严锋清非常谦虚地打马虎眼：“莫瞎扯！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从两位工作组成员进一步的交谈中，王加林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严锋清正在想办法调往A银行总行。据说，成功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他找的人非同凡响，是A银行总行的一位副行长。
这事说起来有点儿偶然。
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严锋清算是比较年轻的中层干部。他32岁时明确为副科级，一年后任计划科副科长，属前程远大的“少壮派”。因为少年得志，他总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最初，他把目标定为省分行。想方设法争取去省分行工作，哪怕是暂时借调也行。去年秋天，他突然提高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想一步到位，直接调往A银行总行。
触发严锋清这一野心的人，是他老婆的姐姐——在北京某高校当教师的大姨子。
他大姨子去年担任大一年级的班主任。盘点学生档案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班上的一个女学生，竟然是A银行总行副行长的千金。想起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工作的妹夫，她就非常兴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严锋清。
嗅觉灵敏的严锋清马上和老婆一起前往北京，死乞白赖，非要大姨子去那个女学生家走访不可。
当女学生父亲的身份得到证实后，严锋清又随大姨子一起登门拜访，见到了过去只能在电视、报刊、网站等媒体上看到的总行副行长。尔后，他又多次单独上门拜望领导，极力推销自己，并不失时机地提出，希望能够到总行工作。
从孝天城直接到北京，从市分行越过省分行直接到总行，难度肯定是有的。但总行副行长并没有完全回绝他，而是答应寻找机会，尽力而为。正在严锋清满怀希望地等待调令的时候，市分行对他委以重任，把他派到了孝北县支行。
听到这些内幕消息，王加林对严锋清并没有什么好感。不仅不佩服他，反而有点儿鄙夷和看不起他。对所有善于投机钻营之人，加林主任的反感情绪总是油然而生。
不过，西餐吃完之后，王加林还是让余丰新去买了单。他不愿意欠严锋清或者林辉的人情，更何况，余丰新买单，最终还是公家出钱。
如今，严锋清从工作组组长变身为代理行长，实际上担当起了孝北县支行“一把手”的角色。这样一个心猿意马之人，本来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能够安安心心地在孝北县工作，为支行的发展尽心尽力么？
加林主任忧心忡忡。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调整后，就会把办公室主任换掉，因为当领导的大多不愿意使用前任的心腹。
王加林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担心。一来他与赵国栋走得并不是很近，甚至闹别扭的时候居多；二来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比较自信——在孝北县支行还找不出比他更适合当办公室主任的人。
果不其然。严锋清走马上任之后，不仅没有调整王加林的工作岗位，反而把他从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提拔为主任。拿掉了副主任后面的括号，扶正了。
在任前谈话时，严锋清还透露，提拔王加林是支行党支部会议上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议案。行领导们意见高度一致，都认为王加林应该升职。这也是对加林主任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
其他中层干部总体保持稳定，调整的不多。只要动了的，一般都是提拔。——怀柔政策倾向比较明显。
变化比较大的，是把储蓄股改成了存款股。存款股既负责储蓄存款，也负责对公存款，两项存款一起抓。信贷股专门负责资产业务，简单地讲，就是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以及贷款利息的收取工作。存款股长张文东，副股长钟秀娟；信贷股长罗新初，副股长田桂平。
会计股长还是刘艺珍。出纳股长由钱仲元的老婆宁文莉担任，她以前负责的中心储蓄所则交给了罗新初的老婆邱凤霞。
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没有变，另外增加了一名副主任黄强。黄强实际上是科技人员，主要负责全行的计算机推广应用工作，比方，把前台业务由手工操作改为电脑终端操作，实现微机联网等。由于市分行不同意支行设立科技股，只有给他安排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人事股长陈清平兼任监察室主任，吴涛被提拔为人事股副股长。夏雨也得到了提拔，而且身兼两职：银行卡业务部经理和房地产信贷部经理。保卫股长还是叶卫国。
支行虽说有十一个营业网点，但多数都是储蓄所，只能办理个人储蓄业务。能够同时办理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的，只有支行营业室和城东分理处。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属中层干部，分别是支行营业室主任汪刚毅和城东分理处主任姚丽琴。
我们在这里让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悉数登场，全当是支行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的沙场大点兵吧！
对行领导分工也进行了调整：代理行长严锋清主持全面工作，分管信贷股、银行卡和房地产；党支部书记赵国栋主持党建工作，分管监察室；副行长孙建伟分管会计股和出纳股；副行长李金林分管办公室和保卫股；副行长林辉分管存款股和人事股。
干部调整到位，领导分工完毕，严锋清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拜码头”。首先是到中共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行“报到”，然后开始拜访县直各部门和重点企事业单位，接下来还走访了B银行、C银行、D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保险公司等金融同业。
每次出行，严锋清都会让相关股室的负责人陪同。办公室主任王加林则全程参与。
第一次去县委、县政府大院拜访的路上，严锋清向王加林索要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王加林红着脸回答，家里还没有装电话。
严锋清听后非常吃惊。支行办公室主任家里竟然没有电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有些疑惑地问：“平时行领导找你，怎么联系呢？”
王加林马上回答：“我有BP机，您有事可以Call我。”
“Call你？你还是得找地方回电话呀。多麻烦啊，还耽误时间。”严锋清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就用不容争辩的口气吩咐道，“赶紧把家里的电话装了！现在装一部电话也不是很贵，初装费也就两千块钱。找熟人还可以便宜一点儿。我北京的大姨子家里装电话，初装费就花了五千块钱呢。”
王加林唯唯诺诺。
其实他早就想在家里装电话了，因为老婆方红梅阻拦，一直没有装成。现在既然严行长发了指示，他就可以借此东风，以此为理由，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没出一个星期，这事就搞定了。电话装好那天，一家人兴奋得什么似的。加林试拨了叶卫国家里，红梅试拨了她弟方敬文家里，王彤也试拨了她一个同学家里。结果，三个人的电话都接通了。他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告诉对方，自己家里装电话了，电话号码是多少，画蛇添足地提醒别人，以后有事情打电话联系……
不过，最初几天往他们家里打电话比较多的，还是支行行长严锋清。他特别喜欢通过电话布置工作，而且经常在晚上安排第二天的一些事情。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也时不时打电话来，拉上王加林一起外出。
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办事风格，与前任行长赵国栋大相径庭。
赵国栋喜静不喜动。不是县委、县政府、县人行通知开会，或者必须去市分行办什么事情，或者关系特别铁的朋友盛情邀请，他总是从早到晚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去找任何人。
严锋清却是个陀螺屁股，在行长室的真皮沙发座椅上坐不住，老是想着往外面跑，去其他单位转一转，找老朋友聚一聚。
新班子新气象，新领导新搞法。加林主任只能努力去适应。
陪有头有面的支行行长东奔西走，自然少不了应酬。有时是他们做东，有时是别人请他们，但酒是非喝不可的，而且喝起来就没有节制。
王加林酒量还可以。通常情况下，喝半斤白酒没多大问题，拼起来了，也挑战过一瓶。他并不排斥喝酒，相反，对这杯中之物还情有独钟。每天中午饭和晚饭时，都有喝两杯的习惯。即使是在孝天城过单身生活时，晚上他也要自己动手做菜，喝点儿白酒。
与别人谈起自己的这一嗜好时，有的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喝什么酒？有毛病啊！而王加林却感觉喝酒其乐无穷，正如抽烟的人一样，他已经上瘾了，餐桌上没有酒，就觉得差点儿什么。
这一习惯和嗜好的养成，还要归功于牌坊中学。
王加林到牌坊中学工作那年十八岁。报到那天，他和老师们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午饭。教导主任宁均富不知从哪儿搞来两瓶“小黄鹤楼”，说是要为加林老师接风洗尘。
于是，大家把各自打的菜都聚到了一起。放下饭碗，端起关聋子送来的几个玻璃杯，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站或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了。
矛头自然都是指向新人王加林的。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给加林老师敬酒。
初来乍到，出于礼节，王加林也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盛情。谁把杯子伸过来，他就端起杯子和谁碰，来者不拒。
没一会儿，一个酒瓶就见了底儿。
体育老师程彩清见王加林没什么反应，从食堂里拿来两个花瓷碗，将第二瓶酒平均分配，说是要与王加林“二一添作五”。
这可真把王加林给难住了。他估计自己喝下这半斤酒，必醉无疑，便执意推辞。
程彩清不依不饶，说加林老师不够意思，不给他面子。
在场的其他老师也跟着起哄，不肯放过王加林。学校会计邹贵州说“宁可醉人，不能却情”，如果哪个不喝，就从乒乓球台子底下爬过去。
万般无奈，王加林只有舍命陪君子。豁出去了！他赴汤蹈火般地端起花瓷碗，一饮而尽。
大伙连声叫好，有的鼓掌，有的翘起大拇指，说加林老师海量。
程彩清老师蔫了——他原指望自己的气势能够镇住王加林，或者认为王加林喝完就会醉倒的，没想到王加林“干碗”后，安然无恙。他于是向加林老师道歉，说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喝下另一个碗里的酒。他掏出香烟，散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并甘愿受罚。最后，他真的趴下身子，如猪狗一般，从乒乓球台子的这一边钻到了那一边……
消息不胫而走。
王加林如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大家的尊重。酒，拉近了他与新同事之间的距离，并使他很快融入了这所陌生的农村中学。
很快，他就发现牌坊中学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几乎每一个教师都喜欢喝酒，对酒有着特殊的嗜好。徜徉于校园里面，天天都可以闻到诱人的酒香。大家自己掏钱，轮流做东，互相请客。为的就是喝酒时的热闹气氛，寻求一个交流感情的机会。老师们用酒来驱赶寂寞，排遣烦忧；用酒来庆祝成功，分享快乐……
酒，是劣质酒；菜，是家常菜。而且，大家多半是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者蹲在地上聚餐，与当时盛行的公款吃喝相比，的确显得有些寒碜，可大家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喝得痛快淋漓。
王加林与方红梅结婚之后，成了校园里唯一的住户。由于他们夫妻比较好客，家里又有桌子有凳子，酒友们便视他们家为“校园酒家”，三天两头提着酒瓶子往他们家里凑。
每逢这样的日子，方红梅总是另外加几个菜，比方油炸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臭豆腐、泡菜、榨菜等。虽无鸡鸭鱼肉，红梅老师还是尽心尽力了。同事们也领她的情，酒喝到兴头上，还喊她来碰两盅。
日久天长，方红梅也受到了这杯中之物的熏陶，不再沾酒就伸舌头叫辣了。
酒醉心明，酒后吐真言。酒喝得将醉未醉的时候，脑子最清醒，胆子也最大。平日不敢说的话，这时敢说；平日不敢做的事，这时敢做。隐藏在内心的秘密，埋藏于心底的苦闷，此时能够一古脑儿地倾诉出来。不再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说话不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有意见就提，不必害怕别人打击报复，给小鞋你穿；有困难就说，用不着担心丢面子、掉底子。大家把有矛盾的老师请到一起，几杯酒水下肚，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一说，便化干戈为玉帛，了结了多年的积怨。大家在酒席上为家里发生天灾人祸的教师募捐凑份子，为没有谈恋爱的教师牵线搭桥找对象，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教师拿主意，为走途无路、寻死觅活的教师出谋划策想办法……
俗话说“酒席上无大小”。只要端起了酒杯，就没有年龄长幼之分，没有职务高低之别。在喝酒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只要坐到一起，年过半百、满头银发也好，不足弱冠、乳臭未干也罢，校长主任也好，普通教师门卫炊事员也罢，酒瓶子面前一律平等！有酒量，就潇洒地喝，尽情地闹；喝不得，就投降告饶，接受惩罚，退出席位。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该是多么自由、多么公平、多么快活啊！王加林那狭窄的“校园酒家”，因为经常有人喝醉，被老师们戏称为“半斤莫进屋”。意思是说，没有半斤以上的酒量，就别进去了。否则，就有可能“站着进去，躺着出来”。不过，大家还是隔三差五地去他们家，潇洒走一回，来个一醉方休。
搬家到花园镇之后，特别是住上银行分配的单元房之后，加林和红梅过上了平静如水、按部就班、忙忙碌碌的市民生活，但他们总忘不了牌坊中学的“校园酒家”，忘不了那些热情豪爽、忠厚本分、坦诚直率、义肝狭胆、助人为乐的老师们，忘不了那些劣质酒和家常菜，并且延续了饭前喝两杯的习惯。
不过，在家里小酌与在场面上应酬又有着本质区别。在自己家里，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可以不喝，喝多喝少，完全可以自己掌握。场面上应酬，则没有这种自由。想喝时，也许不能喝；不想喝时，又不得不喝；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还非得往死里喝不可。
身为办公室主任，一旦坐上酒席，除了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以外，还得充当领导的保镖，为领导挡驾，帮领导代酒。所以，尽管王加林酒量不赖，还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走路东倒西歪，说话伸不直舌头。回到家里，往往是既不洗澡，也不脱衣服，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这天晚上，方红梅带着女儿彤彤从外面散完步回来，进门就闻到满屋子弥漫着刺鼻的酒气，估计“醉鬼”已经回家。走到卧房门口一看，果然见王加林躺在床上，衣服鞋子都没脱，鼾声如雷，听上去还极有节奏。
她的眉间很快就拧起了一个疙瘩。这些日子，几乎天天都是这样。
狗日的王加林完全把自己的家当成了旅店。每天一大早出去，晚上睡觉才回来，偶尔中午回家睡个午觉，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不管。典型的外勤家懒！除了听严锋清的话，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以外，好多该做的事情都拖着没办。
元旦前从武汉面授回来，加林谈起住宾馆时的感受时，认为睡席梦思还是比硬板床舒服，说有空调与没空调完全是两个世界。激动得什么似的表示，马上要买席梦思，马上要装空调，让自己家里也变得冬暖夏凉。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他“马上”要办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落实。洗衣机“罢工”快两个月了，他一直不找人来修理，说想换个全自动的，至今连影儿都没有。王彤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学期了，还有几个月就要参加初中招生考试，他对孩子的学习完全不闻不问，更别说辅导检查作业。还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王彤的十岁生日庆典。只剩十几天时间了，可以餐馆还没有订，请帖也没有送，甚至连请哪些人都没有确定下来。
一天到黑只知道在外面冲，如同严锋清养的一条狗！以前周末休息时，还抽空去银行办公室里学五笔字型打字，或者写篇把文章，现在周六周日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上午睡，下午睡，晚上还是睡，不晓得哪儿来的那么多瞌睡！春节期间输那么多钱，看不出有丝毫的内疚和懊悔，就像没事人一样，居然能够睡得那么踏实。还有，狗日的架子似乎也越来越大了，优越感越来越强了，味也越来越足了。在家里俨然一个太上皇，在外面与人打交道，也不如以往客气，开始颐指气使了，动不动就责备这个，训斥那个。好像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里，你王加林就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其实，你与罗新初、陈清平、张文东他们有什么区别？你是股长，别人还不是股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想起这些，红梅老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走到床边，抓起王加林的手臂，试图把他拉起来，强迫他去洗个澡。但无论她如何用力，“醉鬼”都没有任何反应。她于是扳着加林的肩膀让他坐起来，准备搀扶着他去卫生间。
坐起身的王加林仍然耷拉着脑袋，接连打了几个酒嗝，突然俯下身趴在床沿，似乎要呕吐的样子。
方红梅赶紧喊女儿拿垃圾篓过来。正在隔壁房间看书的王彤听到妈妈的喊声，扔下书就往客厅跑，拎起茶几旁边儿的垃圾篓，跑到她爸妈的房间。
已经晚了。
酒味、馊味和臭味混合在一起的污秽之物通过王加林的喉管，从他嘴里喷射而出，搞得地上、床上和方红梅的身上到处都是。
整个房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熏得方红梅也开始作呕。她用手捂着鼻子和嘴巴，跑过去把房间的窗户打开，接着又穿过客厅，到餐厅里把朝北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面向窗外大口地喘气。
她满眼是泪。愤怒、委屈、失望和伤心混杂在一起，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等王加林吐得差不多了，红梅老师叫女儿回到她自己的小房间，打开通往阳台的房门，同时关上与客厅相连的房门，嘱咐王彤不要出来，继续看书或者写作业。
接下来，就该方红梅收拾残局了。
先用扫把和灰撮把地面上的呕吐物搬运到卫生间，倒入蹲坑，用水冲走。再用拖把把地面简单地拖一遍。然后，打半塑料桶热水，扔两条毛巾在里面，提到房间，开始清理床上和王加林身上的污秽之物。
床单、被套、枕套、枕巾和加林身上的外衣都该换了，必须创造出一个晚上勉强能够睡觉的环境。至于这些脏衣物的清洗，只有等到第二天了。
方红梅对于这一整套流程都比较熟悉。近两三个月以来，她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打扫这样的战场、收拾类似的残局了。
太过分了！特别是每次帮助王加林剥衣服、脱鞋子、脱袜子，给他擦身子和洗脚的时候，方红梅总是一边干活一边流泪，伤心和委屈得要命。
银行办公室主任都是这么当的么？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和人事科长欧阳春来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在随即召开的支行干部大会上，宣布了市分行对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决定。
主要内容包括：免去赵国栋孝北县支行行长职务；任命严锋清为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聘任林辉为孝北县支行副行长；钱仲元不再担任孝北县支行副行长职务。
四位行领导职务调整的表述方式各不一样，这其中有些什么讲究，只有组织人事部门才能够解释得清楚，但意思我们还是明白的。
赵国栋的行长职务免了，但支行党支部书记的头衔还在。也就是说，免去行长职务后，他并不会离开孝北县支行。钱仲元被正式批准逮捕，检察院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正在等待开庭审理。如果钱仲元被判刑的话，他的党内外职务肯定都没有了，说不定还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职务任免文件宣读完毕后的第二项议程，是相关人员表态发言。前期工作组成员严锋清和林辉在职务明朗之后，仍然表现得比较低调，例行公事地讲了几句套话，三言两语就说完了。已经得到了提拔，事情明摆在这里，说再多也没有结果重要，何必将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而被免去行长职务的赵国栋则恰恰相反，罗罗嗦嗦地说了好半天。他表情极不自然，看得出所遭受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内心的苦闷和沮丧，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
市分行工作组进驻孝北县支行两个多月来，赵国栋无数次地揣摩过市分行党委的意图。关于自己的去向，他预测市分行可能会有两种安排：一是维持现状，继续让他在孝北县支行当“一把手”；二是调离孝北县支行，回市分行当部门负责人，或者去其他支行当“一把手”。
现在这样的结果，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明白人心里都清楚，赵国栋实际上是被“就地免职”了。对于近段时间一直抬不起头来的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来说，这是一件众望所归、大快人心的事情。不过，当大家看到赵国栋苦大仇深的表情，听着赵国栋不知所云的发言，一些人又起了怜悯和同情之心，觉得赵国栋还是挺不容易、挺可怜的。
选调孝北县工作一年多以来，赵国栋还是为支行的发展吃了不少苦，出了不少力，花了不少心思。与初来时相比，他看上去起码老了五岁。大家认为赵国栋的本质并不坏，也想干一番事业，只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办事水平有限，处理问题的方法又不当，缺少干事创业的智慧和气魄。简而言之，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功即是过。过于平庸，也只能够让位。
坐在会议室里的王加林此时心情比较复杂。升职的希望早在工作组进驻的时候就破灭了，他现在考虑的是“保位”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位的“改朝换代”，对于办公室主任来说，面临的考验都比较严峻。在这种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上，说话办事都得小心谨慎，容不得有半点儿的疏忽和马虎。如果站错了队，就有可能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听欧阳春宣读完文件，加林主任无所谓喜，也无所谓忧，要说情绪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庆幸自己“蒙”对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与春节前支行发放节日物资有关。
每年春节临近，银行总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春节物资。这些物资既有准备发给员工的，也有向上级“进贡”的。支行送市分行，市分行送省分行，省分行送总行。在选择“进贡”对象上，自然也很有学问。上级行领导肯定是要送的，再就是重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掌握着财务审批、授信审查、人力资源、绩效考核等权利的关键人员。
总而言之一句话，只送那些“有用之人”。
送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鸡鸭鱼肉、土特产品、烟酒副食、水果蔬菜都有可能。王加林在孝天城上班那年春节，孝天支行就送了满满一货车“猪屁股”到市分行，而市分行送到省分行的，则是“孝天麻糖”和“孝天米酒”。
发给员工的物资以实用为原则。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A银行孝北县支行给每位员工发了20斤猪肉、30斤鲜鱼、两只羊腿、一箱脐橙、一箱苹果，以及由瓜子、松籽、开心果、杏仁等坚果组成的礼品箱，还有印有A银行logo的春联、窗花、红包和“福”字剪纸。
也许大家会感到疑惑，银行不是普遍经营亏损么？福利待遇怎么还是那么好呢？
确实，中国的四大银行在孝北县设立的支行，没有哪一家是赚钱的，无一例外连年亏损。即使是市分行和省分行，也很少有盈利的。但是，不赚钱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花钱。
一个经营年度，亏损一亿元是亏损，亏损十亿元还是亏损，改变不了亏损的性质。反正亏损都是挂在账上，亏多亏少无所谓，但每年必须列支的费用还是应该列支，该花的钱还是要想办法花出去。
哪怕核定的费用额度不够用，各级银行还能想出其他的办法。正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整天与钱打交道、专门做“钱生意”的银行，还愁弄不到钱么？
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总有一些是收不回来的。这些收不回来的贷款，一旦被认定为呆账，就有可能被核销。核销后的贷款，账务上虽然处理了，但银行不会让借款人知道，并且会继续进行追偿，因为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存在的。
银行内部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账销案存”。
账销案存贷款有的确实无法收回，但也有一些是能够收回的。因为贷款核销之后，借款人的状况有可能发生好转。还有一些是当初认定呆账时就不准确，或者存在故意弄虚作假的情形。
账销案存贷款收回后，按规定应作为营业外收入，但也有一些胆大妄为的银行机构，把这些陈年旧账收回来之后，私设“小金库”留作自己使用。
除了账销案存贷款这条“生财之道”，银行分支机构还有可能偷偷摸摸地搞“账外经营”。吸收的存款或者发放出去的贷款，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资产和负债“两头在外”，所得收益分支机构自己留用。
A银行孝北县支行分给员工的鲜鱼，就是“账外经营”的成果。
小悟乡有一个养鱼专业户，在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办理了几万元贷款，后来一直没有偿还。这笔贷款最后划到了A银行花园办事处。由于账务处理上的疏忽，这几万元的贷款没有被统计在A银行资产业务之内。
这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被钱仲元及赵国栋等人悬在账外，并且与那个养鱼专业户达成协议，贷款本金可以长期使用，但每年春节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鲜鱼给银行，作为支付贷款的利息。就这样，从原来的花园办事处，到如今的孝北县支行，A银行员工每年的春节物资中，都少不了活蹦乱跳的鲜鱼。
去年发放春节物资时，孝北县支行碰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市分行派来的两位工作组成员，属不属于春节物资的发放对象？
当副行长李金林提出这个问题时，支行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产生了分歧。
行长赵国栋不同意发给物资给严锋清和林辉。理由是，工作组成员的人事关系在市分行，市分行会给他们发放春节物资的。如果支行再给他们发放的话，他们就领了双份。更何况，市分行发的物资远比支行要多，他们也不在乎这点儿东西。
李金林说，道理是这个道理，问题是，支行发东西时不能避开他们的视线。大家都欢天喜地领物资，唯独他们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场面上似乎不太好看，有点儿不近人情。
“我来孝北县支行之后，市分行就没有给过我春节物资。回到孝天城时，还不是看到别人热火朝天地往家里搬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好像没有哪个认为不近人情！”赵国栋显然有点儿生气。看得出，他思想上是有情绪的。
李金林不好再说什么。
副行长孙建伟明确表示，他支持赵行长的意见。
加林主任在行领导研究时没有吭声，但他个人认为，李金林的顾虑不无道理。他也倾向于给工作组成员每人发一份春节物资。
散会之后，王加林单独来到李副行长的办公室，向分管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你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拍板。”李金林苦笑着挖苦王加林，“赵国栋不同意，我说得再有道理，也不顶用。”
加林主任有点难堪，但他并没有放弃：“我是不能拍板，但我能用实际行动支持您呀！”
李金林吃惊地望着加林，问：“什么意思？”
王加林说，其实这种小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拿出来讨论。李副行长分管办公室，只要您吩咐一声，办公室就会按照您的指示，把事情办得妥妥的。如果东西分到了严锋清和林辉的手里，未必赵国栋还会让我们去要回来？
“问题是，赵国栋现在已经知道了，而且明确表示不给他们呀。”李金林有些懊恼地说。
“他不同意给，我们照样可以分。”加林不管不顾地说，“瞒着他，不让他知道就是了。这事我和余丰新来办。”
李金林有所顾虑，觉得这样做存在风险。万一让赵国栋知道了，他们几个人都下不了台。
王加林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会把这事做得滴水不漏。
“如果赵国栋真的知道了，问起这事，您就说您不知道。责任由我来承担。”王加林大义凛然地表态，“至于账务处理方面的事情，我会让余丰新搞定的。”
李金林不置可否，算是认同了加林主任的提议。
王加林于是让余丰新准备了两份春节物资，趁着赵国栋在支行值班没回孝天城的周末，让司机小唐出车，把东西亲自送到了严锋清和林辉的家里。
严锋清和林辉当时非常感动。他们客气地请王加林、余丰新和司机小唐去金龙大酒店品尝西餐。
那是王加林第一次进西餐厅，第一次用刀叉而不用筷子吃饭。
每人要了一份煎牛排和一份新奥尔良烤翅，然后点了意大利肉酱面和披萨饼共享，还有自助取用的水果沙拉。
王加林一直以为，煎牛排应该和猪排骨羊排骨一样，以骨头为主。没有想到，所谓的牛排，实际上就是一块牛肉，烤得半生不熟的，洒上很多的黑胡椒面。
喝的是红酒。西餐厅的环境非常宽松和优雅，还有人现场演奏钢琴。来这里就餐的人，都表现得温文尔雅，很少大声说话和喧哗。
余丰新和司机小唐感觉有些不适应，他们认为还是在花园镇的餐馆里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喊大叫过瘾。
王加林说，感受一下西方餐饮文化也不错。
严锋清和林辉一直在交谈，还涉及到了比较敏感的赵国栋的去留问题。
严锋清说，市分行本来准备把赵国栋调回孝天城的，但孝北县委副书记安宁不同意。安副书记的理由是，赵国栋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司法部门有可能随时传唤他。另外，县纪委也有可能对他的违纪问题进行追究。只有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之后，赵国栋才能够离开孝北县。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都是借口，安宁就是存心要整赵国栋。因为孝北县刚刚成立时，安宁曾经找过赵国栋，想把他的一个亲戚安排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但赵国栋没有把这事办成。
“哪路神仙都得罪不起啊，也活该老赵倒霉。”林辉感叹道。
严锋清却说：“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行得正，不留把柄在人家手里。”
因为高兴，林辉又转移到了另一个话题。他问严锋清：“你老兄什么时候去总行呀？去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小兄弟，有好事也让我们沾沾光。”
严锋清非常谦虚地打马虎眼：“莫瞎扯！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从两位工作组成员进一步的交谈中，王加林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严锋清正在想办法调往A银行总行。据说，成功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他找的人非同凡响，是A银行总行的一位副行长。
这事说起来有点儿偶然。
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严锋清算是比较年轻的中层干部。他32岁时明确为副科级，一年后任计划科副科长，属前程远大的“少壮派”。因为少年得志，他总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最初，他把目标定为省分行。想方设法争取去省分行工作，哪怕是暂时借调也行。去年秋天，他突然提高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想一步到位，直接调往A银行总行。
触发严锋清这一野心的人，是他老婆的姐姐——在北京某高校当教师的大姨子。
他大姨子去年担任大一年级的班主任。盘点学生档案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班上的一个女学生，竟然是A银行总行副行长的千金。想起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工作的妹夫，她就非常兴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严锋清。
嗅觉灵敏的严锋清马上和老婆一起前往北京，死乞白赖，非要大姨子去那个女学生家走访不可。
当女学生父亲的身份得到证实后，严锋清又随大姨子一起登门拜访，见到了过去只能在电视、报刊、网站等媒体上看到的总行副行长。尔后，他又多次单独上门拜望领导，极力推销自己，并不失时机地提出，希望能够到总行工作。
从孝天城直接到北京，从市分行越过省分行直接到总行，难度肯定是有的。但总行副行长并没有完全回绝他，而是答应寻找机会，尽力而为。正在严锋清满怀希望地等待调令的时候，市分行对他委以重任，把他派到了孝北县支行。
听到这些内幕消息，王加林对严锋清并没有什么好感。不仅不佩服他，反而有点儿鄙夷和看不起他。对所有善于投机钻营之人，加林主任的反感情绪总是油然而生。
不过，西餐吃完之后，王加林还是让余丰新去买了单。他不愿意欠严锋清或者林辉的人情，更何况，余丰新买单，最终还是公家出钱。
如今，严锋清从工作组组长变身为代理行长，实际上担当起了孝北县支行“一把手”的角色。这样一个心猿意马之人，本来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能够安安心心地在孝北县工作，为支行的发展尽心尽力么？
加林主任忧心忡忡。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调整后，就会把办公室主任换掉，因为当领导的大多不愿意使用前任的心腹。
王加林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担心。一来他与赵国栋走得并不是很近，甚至闹别扭的时候居多；二来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比较自信——在孝北县支行还找不出比他更适合当办公室主任的人。
果不其然。严锋清走马上任之后，不仅没有调整王加林的工作岗位，反而把他从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提拔为主任。拿掉了副主任后面的括号，扶正了。
在任前谈话时，严锋清还透露，提拔王加林是支行党支部会议上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议案。行领导们意见高度一致，都认为王加林应该升职。这也是对加林主任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
其他中层干部总体保持稳定，调整的不多。只要动了的，一般都是提拔。——怀柔政策倾向比较明显。
变化比较大的，是把储蓄股改成了存款股。存款股既负责储蓄存款，也负责对公存款，两项存款一起抓。信贷股专门负责资产业务，简单地讲，就是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以及贷款利息的收取工作。存款股长张文东，副股长钟秀娟；信贷股长罗新初，副股长田桂平。
会计股长还是刘艺珍。出纳股长由钱仲元的老婆宁文莉担任，她以前负责的中心储蓄所则交给了罗新初的老婆邱凤霞。
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没有变，另外增加了一名副主任黄强。黄强实际上是科技人员，主要负责全行的计算机推广应用工作，比方，把前台业务由手工操作改为电脑终端操作，实现微机联网等。由于市分行不同意支行设立科技股，只有给他安排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人事股长陈清平兼任监察室主任，吴涛被提拔为人事股副股长。夏雨也得到了提拔，而且身兼两职：银行卡业务部经理和房地产信贷部经理。保卫股长还是叶卫国。
支行虽说有十一个营业网点，但多数都是储蓄所，只能办理个人储蓄业务。能够同时办理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的，只有支行营业室和城东分理处。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属中层干部，分别是支行营业室主任汪刚毅和城东分理处主任姚丽琴。
我们在这里让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悉数登场，全当是支行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的沙场大点兵吧！
对行领导分工也进行了调整：代理行长严锋清主持全面工作，分管信贷股、银行卡和房地产；党支部书记赵国栋主持党建工作，分管监察室；副行长孙建伟分管会计股和出纳股；副行长李金林分管办公室和保卫股；副行长林辉分管存款股和人事股。
干部调整到位，领导分工完毕，严锋清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拜码头”。首先是到中共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行“报到”，然后开始拜访县直各部门和重点企事业单位，接下来还走访了B银行、C银行、D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保险公司等金融同业。
每次出行，严锋清都会让相关股室的负责人陪同。办公室主任王加林则全程参与。
第一次去县委、县政府大院拜访的路上，严锋清向王加林索要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王加林红着脸回答，家里还没有装电话。
严锋清听后非常吃惊。支行办公室主任家里竟然没有电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有些疑惑地问：“平时行领导找你，怎么联系呢？”
王加林马上回答：“我有BP机，您有事可以Call我。”
“Call你？你还是得找地方回电话呀。多麻烦啊，还耽误时间。”严锋清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就用不容争辩的口气吩咐道，“赶紧把家里的电话装了！现在装一部电话也不是很贵，初装费也就两千块钱。找熟人还可以便宜一点儿。我北京的大姨子家里装电话，初装费就花了五千块钱呢。”
王加林唯唯诺诺。
其实他早就想在家里装电话了，因为老婆方红梅阻拦，一直没有装成。现在既然严行长发了指示，他就可以借此东风，以此为理由，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没出一个星期，这事就搞定了。电话装好那天，一家人兴奋得什么似的。加林试拨了叶卫国家里，红梅试拨了她弟方敬文家里，王彤也试拨了她一个同学家里。结果，三个人的电话都接通了。他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告诉对方，自己家里装电话了，电话号码是多少，画蛇添足地提醒别人，以后有事情打电话联系……
不过，最初几天往他们家里打电话比较多的，还是支行行长严锋清。他特别喜欢通过电话布置工作，而且经常在晚上安排第二天的一些事情。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也时不时打电话来，拉上王加林一起外出。
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办事风格，与前任行长赵国栋大相径庭。
赵国栋喜静不喜动。不是县委、县政府、县人行通知开会，或者必须去市分行办什么事情，或者关系特别铁的朋友盛情邀请，他总是从早到晚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去找任何人。
严锋清却是个陀螺屁股，在行长室的真皮沙发座椅上坐不住，老是想着往外面跑，去其他单位转一转，找老朋友聚一聚。
新班子新气象，新领导新搞法。加林主任只能努力去适应。
陪有头有面的支行行长东奔西走，自然少不了应酬。有时是他们做东，有时是别人请他们，但酒是非喝不可的，而且喝起来就没有节制。
王加林酒量还可以。通常情况下，喝半斤白酒没多大问题，拼起来了，也挑战过一瓶。他并不排斥喝酒，相反，对这杯中之物还情有独钟。每天中午饭和晚饭时，都有喝两杯的习惯。即使是在孝天城过单身生活时，晚上他也要自己动手做菜，喝点儿白酒。
与别人谈起自己的这一嗜好时，有的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喝什么酒？有毛病啊！而王加林却感觉喝酒其乐无穷，正如抽烟的人一样，他已经上瘾了，餐桌上没有酒，就觉得差点儿什么。
这一习惯和嗜好的养成，还要归功于牌坊中学。
王加林到牌坊中学工作那年十八岁。报到那天，他和老师们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午饭。教导主任宁均富不知从哪儿搞来两瓶“小黄鹤楼”，说是要为加林老师接风洗尘。
于是，大家把各自打的菜都聚到了一起。放下饭碗，端起关聋子送来的几个玻璃杯，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站或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了。
矛头自然都是指向新人王加林的。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给加林老师敬酒。
初来乍到，出于礼节，王加林也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盛情。谁把杯子伸过来，他就端起杯子和谁碰，来者不拒。
没一会儿，一个酒瓶就见了底儿。
体育老师程彩清见王加林没什么反应，从食堂里拿来两个花瓷碗，将第二瓶酒平均分配，说是要与王加林“二一添作五”。
这可真把王加林给难住了。他估计自己喝下这半斤酒，必醉无疑，便执意推辞。
程彩清不依不饶，说加林老师不够意思，不给他面子。
在场的其他老师也跟着起哄，不肯放过王加林。学校会计邹贵州说“宁可醉人，不能却情”，如果哪个不喝，就从乒乓球台子底下爬过去。
万般无奈，王加林只有舍命陪君子。豁出去了！他赴汤蹈火般地端起花瓷碗，一饮而尽。
大伙连声叫好，有的鼓掌，有的翘起大拇指，说加林老师海量。
程彩清老师蔫了——他原指望自己的气势能够镇住王加林，或者认为王加林喝完就会醉倒的，没想到王加林“干碗”后，安然无恙。他于是向加林老师道歉，说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喝下另一个碗里的酒。他掏出香烟，散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并甘愿受罚。最后，他真的趴下身子，如猪狗一般，从乒乓球台子的这一边钻到了那一边……
消息不胫而走。
王加林如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大家的尊重。酒，拉近了他与新同事之间的距离，并使他很快融入了这所陌生的农村中学。
很快，他就发现牌坊中学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几乎每一个教师都喜欢喝酒，对酒有着特殊的嗜好。徜徉于校园里面，天天都可以闻到诱人的酒香。大家自己掏钱，轮流做东，互相请客。为的就是喝酒时的热闹气氛，寻求一个交流感情的机会。老师们用酒来驱赶寂寞，排遣烦忧；用酒来庆祝成功，分享快乐……
酒，是劣质酒；菜，是家常菜。而且，大家多半是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者蹲在地上聚餐，与当时盛行的公款吃喝相比，的确显得有些寒碜，可大家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喝得痛快淋漓。
王加林与方红梅结婚之后，成了校园里唯一的住户。由于他们夫妻比较好客，家里又有桌子有凳子，酒友们便视他们家为“校园酒家”，三天两头提着酒瓶子往他们家里凑。
每逢这样的日子，方红梅总是另外加几个菜，比方油炸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臭豆腐、泡菜、榨菜等。虽无鸡鸭鱼肉，红梅老师还是尽心尽力了。同事们也领她的情，酒喝到兴头上，还喊她来碰两盅。
日久天长，方红梅也受到了这杯中之物的熏陶，不再沾酒就伸舌头叫辣了。
酒醉心明，酒后吐真言。酒喝得将醉未醉的时候，脑子最清醒，胆子也最大。平日不敢说的话，这时敢说；平日不敢做的事，这时敢做。隐藏在内心的秘密，埋藏于心底的苦闷，此时能够一古脑儿地倾诉出来。不再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说话不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有意见就提，不必害怕别人打击报复，给小鞋你穿；有困难就说，用不着担心丢面子、掉底子。大家把有矛盾的老师请到一起，几杯酒水下肚，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一说，便化干戈为玉帛，了结了多年的积怨。大家在酒席上为家里发生天灾人祸的教师募捐凑份子，为没有谈恋爱的教师牵线搭桥找对象，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教师拿主意，为走途无路、寻死觅活的教师出谋划策想办法……
俗话说“酒席上无大小”。只要端起了酒杯，就没有年龄长幼之分，没有职务高低之别。在喝酒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只要坐到一起，年过半百、满头银发也好，不足弱冠、乳臭未干也罢，校长主任也好，普通教师门卫炊事员也罢，酒瓶子面前一律平等！有酒量，就潇洒地喝，尽情地闹；喝不得，就投降告饶，接受惩罚，退出席位。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该是多么自由、多么公平、多么快活啊！王加林那狭窄的“校园酒家”，因为经常有人喝醉，被老师们戏称为“半斤莫进屋”。意思是说，没有半斤以上的酒量，就别进去了。否则，就有可能“站着进去，躺着出来”。不过，大家还是隔三差五地去他们家，潇洒走一回，来个一醉方休。
搬家到花园镇之后，特别是住上银行分配的单元房之后，加林和红梅过上了平静如水、按部就班、忙忙碌碌的市民生活，但他们总忘不了牌坊中学的“校园酒家”，忘不了那些热情豪爽、忠厚本分、坦诚直率、义肝狭胆、助人为乐的老师们，忘不了那些劣质酒和家常菜，并且延续了饭前喝两杯的习惯。
不过，在家里小酌与在场面上应酬又有着本质区别。在自己家里，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可以不喝，喝多喝少，完全可以自己掌握。场面上应酬，则没有这种自由。想喝时，也许不能喝；不想喝时，又不得不喝；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还非得往死里喝不可。
身为办公室主任，一旦坐上酒席，除了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以外，还得充当领导的保镖，为领导挡驾，帮领导代酒。所以，尽管王加林酒量不赖，还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走路东倒西歪，说话伸不直舌头。回到家里，往往是既不洗澡，也不脱衣服，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这天晚上，方红梅带着女儿彤彤从外面散完步回来，进门就闻到满屋子弥漫着刺鼻的酒气，估计“醉鬼”已经回家。走到卧房门口一看，果然见王加林躺在床上，衣服鞋子都没脱，鼾声如雷，听上去还极有节奏。
她的眉间很快就拧起了一个疙瘩。这些日子，几乎天天都是这样。
狗日的王加林完全把自己的家当成了旅店。每天一大早出去，晚上睡觉才回来，偶尔中午回家睡个午觉，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不管。典型的外勤家懒！除了听严锋清的话，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以外，好多该做的事情都拖着没办。
元旦前从武汉面授回来，加林谈起住宾馆时的感受时，认为睡席梦思还是比硬板床舒服，说有空调与没空调完全是两个世界。激动得什么似的表示，马上要买席梦思，马上要装空调，让自己家里也变得冬暖夏凉。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他“马上”要办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落实。洗衣机“罢工”快两个月了，他一直不找人来修理，说想换个全自动的，至今连影儿都没有。王彤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学期了，还有几个月就要参加初中招生考试，他对孩子的学习完全不闻不问，更别说辅导检查作业。还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王彤的十岁生日庆典。只剩十几天时间了，可以餐馆还没有订，请帖也没有送，甚至连请哪些人都没有确定下来。
一天到黑只知道在外面冲，如同严锋清养的一条狗！以前周末休息时，还抽空去银行办公室里学五笔字型打字，或者写篇把文章，现在周六周日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上午睡，下午睡，晚上还是睡，不晓得哪儿来的那么多瞌睡！春节期间输那么多钱，看不出有丝毫的内疚和懊悔，就像没事人一样，居然能够睡得那么踏实。还有，狗日的架子似乎也越来越大了，优越感越来越强了，味也越来越足了。在家里俨然一个太上皇，在外面与人打交道，也不如以往客气，开始颐指气使了，动不动就责备这个，训斥那个。好像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里，你王加林就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其实，你与罗新初、陈清平、张文东他们有什么区别？你是股长，别人还不是股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想起这些，红梅老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走到床边，抓起王加林的手臂，试图把他拉起来，强迫他去洗个澡。但无论她如何用力，“醉鬼”都没有任何反应。她于是扳着加林的肩膀让他坐起来，准备搀扶着他去卫生间。
坐起身的王加林仍然耷拉着脑袋，接连打了几个酒嗝，突然俯下身趴在床沿，似乎要呕吐的样子。
方红梅赶紧喊女儿拿垃圾篓过来。正在隔壁房间看书的王彤听到妈妈的喊声，扔下书就往客厅跑，拎起茶几旁边儿的垃圾篓，跑到她爸妈的房间。
已经晚了。
酒味、馊味和臭味混合在一起的污秽之物通过王加林的喉管，从他嘴里喷射而出，搞得地上、床上和方红梅的身上到处都是。
整个房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熏得方红梅也开始作呕。她用手捂着鼻子和嘴巴，跑过去把房间的窗户打开，接着又穿过客厅，到餐厅里把朝北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面向窗外大口地喘气。
她满眼是泪。愤怒、委屈、失望和伤心混杂在一起，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等王加林吐得差不多了，红梅老师叫女儿回到她自己的小房间，打开通往阳台的房门，同时关上与客厅相连的房门，嘱咐王彤不要出来，继续看书或者写作业。
接下来，就该方红梅收拾残局了。
先用扫把和灰撮把地面上的呕吐物搬运到卫生间，倒入蹲坑，用水冲走。再用拖把把地面简单地拖一遍。然后，打半塑料桶热水，扔两条毛巾在里面，提到房间，开始清理床上和王加林身上的污秽之物。
床单、被套、枕套、枕巾和加林身上的外衣都该换了，必须创造出一个晚上勉强能够睡觉的环境。至于这些脏衣物的清洗，只有等到第二天了。
方红梅对于这一整套流程都比较熟悉。近两三个月以来，她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打扫这样的战场、收拾类似的残局了。
太过分了！特别是每次帮助王加林剥衣服、脱鞋子、脱袜子，给他擦身子和洗脚的时候，方红梅总是一边干活一边流泪，伤心和委屈得要命。
银行办公室主任都是这么当的么？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