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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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和加林是临近师范毕业时私订终身确定恋爱关系的。那年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龄。
因为“不准谈情说爱”纪律的约束，他们不敢公开这种关系，恋爱的方式也只是“地下活动”。比方，满怀深情地写一封情书，偷偷塞进对方的屉子里。早读时相约一起去小树林里读英语。只有周末的晚上，学校不强求晚自习的日子，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韪，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约会。不过，约会的时间不能太久，学校大门十点钟上锁，他们必须在关门之前回到校园。有一次，由于粘乎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儿，两人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跑回学校时，大门还是锁上了。又不敢喊门，那等于不打自招，十点之后进校园的人是必须逐一登记的，那样的话，第二天就会闹得满城风雨。
开房呗！聪明的读者可能会这样支招。可事实上，这种提议最不靠谱。孝感师范学校建在荒山野岭，除了校园里面学校书记的爱人开有一个小卖部，周边别说没有店铺，连村庄农户都没有，去哪儿开房？再说，就算有旅店，身为学生，你敢去开房么？想不想保留学籍了？想不想拿毕业证书了？
那就翻围墙。这种办法确实有人尝试过，但风险特别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学校围墙少说也有三米高，沿着围墙外面寻找，运气好的话，有可能找到一棵紧挨墙体的大树。顺着树干往上爬，到达围墙的顶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困难的就是如何下去。围墙里面的情况完全不清楚，不可能那么巧，同时也有一棵紧挨墙体的树等着你。墙顶面很窄，而且埋有玻璃茬子，根本不可能在上面行走。手也难以在上面抓牢。直接往下跳，则有可能摔成骨折，弄个半身不遂。
红梅同学和加林同学都缺乏那种冒险精神和胆量。
万般无奈，他们只能选择在学校外面过夜。
重新回到他们刚才缠绵过的松树林，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小土坑。他们脱掉外套垫在地上，相拥着坐在衣服上，准备这样呆到天亮。好在当时是夏天，夜晚又天气晴好，不然是很难实施这套方案的。他们屏气凝神地坐定，正打算闭上眼睛开启睡眠模式时，树林里的野蚊子开始向他们袭击，地上的黑蚂蚁也伺机往他们身上爬。他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与这些讨厌的家伙们搏斗。结果，整个晚上两人都没怎么睡，而且浑身上下满是幸福的红疙瘩。第二天早晨，估计学校大门已经打开，他们不敢同时返回。两人一前一后，拉开百十来米的距离，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学生宿舍。
平时在教室里，两个异性同桌总是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地下活动”尽量隐蔽进行。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让嗅觉灵敏的同学们抓到把柄。当其他男生预感到他们心中的女神已经“名花有主”时，内心的失落和愤怒油然而生。学校每年开设一个英语班，专门培养英语教师，另外三个普学班是没有英语课的，而王加林却天天早上去校园外面听英语广播，有时还让方红梅陪他练习对话和口语。这种不务正业的装腔作势，首先成为大家抨击的口实。
“学什么英语！他就是故意装门面，表明自己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的决心，骗取女生的崇拜。”
“练习对话找男生不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女生？他就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大家都盼望着王加林的狐狸尾巴早一天被学校发现，学校领导秉公执法，从严处理，最好是开除他****的学籍。不过，大家又不愿意看到亲爱的红梅同学因此受到牵连。
师范毕业之后，方红梅分配到了她的家乡方湾镇中学，王加林则留在了花园镇，先是在一所小学的“戴帽”初中里教语文，之后调到了牌坊中学。
方湾镇在孝感南部，花园镇在孝感北部，两镇相距一百多里路。时空的阻隔有没有可能拆散这对稚嫩的鸳鸯呢？男生们拭目以待，一些自认为实力较强的迅速参与其中，开始追求方红梅，挖王加林的“墙脚”。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在分居两地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周末，方红梅和王加林都会舟车劳顿地聚到一起。不是红梅到花园镇，就是加林到方湾镇，不让每一个休息的日子在两地相思中度过。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方红梅通过与别人对调的方式，从方湾镇中学调到了花园镇牌坊中学，与自己心爱的人开始耳鬓厮磨共筑爱巢。
前面我们已经不只一次提到牌坊中学，当然后面还将无数次地提到，因为这所学校对于故事的主人公王加林太重要了！毫不夸张的说，在这所学校工作和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最珍贵、最温馨、最艰辛的，同时也是最依恋、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
牌坊中学位于花园镇东部，距镇中心大概三四里路的样子。它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坐落在一片荒凉的土岗上，土岗的周围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点缀其间的小池塘。学校的前身是“****”期间武汉铁路局修建的“五七”干校，专门用来关押铁路系统的“牛鬼蛇神”的。干校停办后，交给花园镇管理，这才改为初级中学。
一个长方形院子围着五排红砖瓦房——这就是牌坊中学最初的模样。后来取得所在地关王村的支持，又获得关王村最有钱的建筑工头关金宇的赞助，把校园面积往西扩大了一倍，修建了一个供学生们上体育课和课间活动的操场。校大门也气派了许多，还有了门卫和房门。
牌坊中学的学生来自附近几个村庄和花园镇，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们早上来念书或者教书，放学之后就全部走人。到了晚上或者周末不上学的日子，学校就成了“无人区”，校园里面看不见一个人影。直到王加林和方红梅到来，学校才结束了无人住校的历史。如果把他们看成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牌坊中学就是伊甸园。
学校给他们一人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在同一排校舍的两头，中间隔着教师们上班的办公室。从宿舍安排的第一天起，老师们就觉得这种安排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如直接把他俩安排在一起。晚上校园里就剩下这一对孤男寡女，他们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各自的宿舍？学校里有一个好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上班时经常以倒开水喝为借口，到红梅老师和加林老师的宿舍里去巡视，查找这对年轻人偷尝荤腥的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她在红梅老师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小块污渍构成的“地图”。中年女教师如同来了***一样兴奋，大呼小叫地“****引得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来参观！
于是，大家斗地主一般地对王加林进行审问，搞得一旁的红梅老师脸上如同泼了血。
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更何况，没过多长时间，方红梅就发现自己怀了孕，因为“大姨妈”已经两个多月没光临。
两个荒唐的年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
当时他们还不到法定婚龄。去医院要求流产，医生要他们出示结婚证，两人只有怏怏地离开。
抽了个周末，他们又去找附近乡村的一位老中医，谎称自己是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的学生，求开堕胎药。
老中医见他们是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又是“铁老大”的公子小姐，就明目张胆地敲竹杠，要收他们1000元。
唉，王加林和方红梅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因为怕老中医把他们的“丑事”泄露出去，所以编造了“铁路技校学生”的身份。他们顾此失彼，忽视了上铁路技校的都是有钱人，导致那个狡诈的老中医狮子大开口。如果他们直接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或许就不会引出这样的难题，地球人都知道，中小学教师穷得叮铛响，老中医怎么也不会报出1000元的天价。
当时流传着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说是有一个比较殷实的人家，家里屡屡失窃，于是换防盗门、安防盗窗、装电子监控，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但可恶的小偷仍然时不时光顾，让这家人头疼不已。后来他们突发灵感，在大门上挂了个“教师之家”的牌子，从此便相安无事。由此可见，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是最好的“防盗措施”，自然也是最好的“防宰措施”。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每个月的工资都是42元人民币。两个人加起来，一年不吃不喝也挣不到1000元，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呢？
回家后自是互相埋怨。红梅老师整日愁眉苦脸，时不时还伤心落泪。但肚子里的小生命却不管不顾地茁壮成长，时间耽搁不起啊！
万般无奈，两人只有硬着头皮到校长那儿承认错误，提出要领结婚证，要求学校给他们开证明，同时把王加林的年龄写大一些。
校长姓关，是个中年妇女，同时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她非常赏识王加林的才干。加林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就被关校长委以重任，担任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还被提拔为学校团总支书记。恋爱中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管住自己做出“荒唐事”，作为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关校长，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她二话没说，完全按照两位下属的要求开好了证明。
好在当时还没实行居民身份证，负责婚姻登记的，又是个马虎随便、嘻嘻哈哈的小伙子。他连户口簿都没看，就在两张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上盖了章。
凭借《婚姻证明书》，方红梅在王加林的陪护下，去孝感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两个年轻人创造的第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他们自己残忍地扼杀了。
或许有人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不理解：既然已经领了结婚证，又是第一胎，就生下来嘛！那个年代又不需要准生证。
确实，他们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生命保留下来的。
虽然“未婚先孕”会让他们在面子上觉得有点儿难堪，但这种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普遍，算不上太大的障碍。他们之所以选择放弃这个生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或者说，是他们觉得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抚养小孩。经济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两个人工作，而且都是人民教师，国家干部，尽管工资低一点儿，一个小孩还是能够养活的。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小孩生下来之后谁来带？
方红梅娘家的情况是明摆着的：方爸爸和方妈妈靠种三亩责任田，和方湾镇卫生院那份烧火做饭的临时工，供养三个孩子上中学，他们是抽不出时候来带小孩的。至于王加林的父亲和母亲，那更是不能作半点儿指望！
王家的情况太复杂了，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这既考验我们的表达能力，同时也考验读者的理解能力。我们还是省去所有的细枝末节，提纲挈领地理一理粗线条吧！
王加林的祖母王奶奶年轻时没有生育，收养了亲哥哥的女儿——未满周岁的舅侄女作为自己的后人。
1962年，王奶奶的丈夫积劳成疾，惨死在双峰山白云寨水库工地上。在本家的鼓动下，王奶奶接纳了一个王姓男青年，作为上门女婿，随后与自己抚养的舅侄女结婚。——他们就是王加林的父母。姑且称他们为王爸爸和王妈妈吧！
王爸爸和王妈妈感情一直不好，据王妈妈讲，她是因为被王爸爸强奸才忍辱与之结婚的。
结婚时，王爸爸24岁，王妈妈只有16岁。16岁还不到国家规定的法定婚龄啊！但在王李村这样的落后乡村，这种情况见怪不怪，而且还相当普遍。没有谁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狗拿耗子，去管这些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
结婚之后，王爸爸和王妈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家里经常是鸡飞狗跳，很少有消停的时候。
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王加花。因为有了孩子，两人曾“协议停火”，夫妻关系有过短暂的改善。不过，好景不长，女儿刚刚满月，王爸爸和王妈妈之间的战火重燃，家里又开始硝烟弥漫。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个已经同床共枕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会如此不共戴天，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值得一提的是，王加花一岁半的时候，王加林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小家伙出生那天，恰好赶上1965年元旦。
儿女双全了，又经过了婚后几年的磨合，王爸爸和王妈妈是不是就可以不闹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又过了一年加半载，他们还是离婚了。王妈妈带着女儿王加花，回到了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住进了已经离世的亲生父母留下的三间破烂房屋。王加林则跟着王奶奶和王爸爸，祖孙三人继续在王李村生活。
王妈妈回白沙铺之后种过地，做过小买卖，后来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投身三线建设。
王妈妈带着女儿过了十年单身生活，后来通过别人牵线搭桥，改嫁给了同样在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部队军官。那位军官的前妻因病离世，留下两儿一女三个小孩，最大的12岁，最小的3岁。加上12岁的王加花，这个重组的家庭就有了四个孩子。
两年之后，王妈妈又生下一个女儿。家里等着吃饭穿衣的小家伙增加到五人，全靠王妈妈和她的军官丈夫养活。
——这就是王加林母亲这边的情况。
王加林的父亲呢？王爸爸打走老婆之后，也蒙生过悔恨之意，曾多次在王妈妈面前痛哭流涕，希望两人能够复婚，甚至赌咒发誓，一定痛改前非。但王爸爸的真情并没有打动王妈妈，她誓言“好马不吃回头草”。事实上，王妈妈在骨子里就看不上王爸爸。
复婚无望，王爸爸只得寻找其他的女人再婚。但这条路既艰辛又曲折，经过的时间也比较漫长，直到王加林考上师范学校之后，王爸爸才如愿以偿。
再婚之后的王爸爸精神焕发，与二婚老婆又生下了两个女儿。眼下，大女儿刚刚学会走路，小女儿整天躺在摇篮里。
王爸爸和二婚老婆每天忙着种责任田，两个小孩全靠年近八旬的王奶奶照料。
看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了，王爸爸和王妈妈养儿育女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担子更重了。他们自顾不暇，怎么可能帮助加林和红梅带孩子呢？
方家和王家两边的老人都难作指望，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又要上班，家里多出个小东西哪个管？就是这个非常现实和直接的问题，让两个疏忽大意的年轻人万分不情愿地、却又是无可奈何地做掉了他们的亲骨肉。
回过头来想一想，他们做出这种决定，其实是非常草率的。因为他们没有更延伸地估算一下：双方的老人什么时候才有闲暇来帮他们带孩子？答案自然是遥遥无期。与其作这种无望的等待，还不如自己想办法，开启他们的养儿育女之旅。
当然，选择流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方红梅刚刚收到hb大学寄来的本科函授生录取通知书。她想继续深造，力争拿到本科文凭。
因为国家教育资源有限，能够走进大学校园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都是通过成人教育来增长知识和提升学历。取得成人继续教育学历有多种途径，诸如脱产进修、函授、夜大、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远程教育等等。前三种必须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学制也相对固定；后三种则无须参加入学考试，修满了规定的课程即可毕业。至少什么时候能够修满课程并考试合格，全在于个人的造化，有的人考了一生，也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参加本科函授入学考试时，方红梅曾劝王加林和她一起报名。加林固执地没有听从女朋友的意见。因为他当时正沉迷于文学创作，整天苦心孤诣地写小说，编织着自己的作家梦。他不想为复习备考耽误时间，更不想被函授学习牵着鼻子走，定期完成作业，按时参加面授和结业考试。另外，他觉得本科函授学制太长，得等五年时间才能拿到文凭。
当然，文凭是必不可少的，按照规定，初中教师必须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王加林选择了参加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来提升自己的学历。自学考试虽然难一点儿，但学习方式灵活自由，无须受制于人。更重要的是，文凭的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方红梅能够考取本科函授班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次和她一起报考的在职教师全市有400多人，最终只有39人被录取，而这39名佼佼者中，只有4个是女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红梅老师格外兴奋，当时就向未婚夫王加林表明过态度：结婚的事情暂时缓一缓，要是出了事，我们就去医院。现在不幸被她言中，真的“出了事”，去医院流产也就理所当然了。
去掉“心腹之患”之后，加林和红梅得以轻装上阵，开始了他们努力工作、勤奋自学的简单而又充实的生活。两人同为语文教师，函授或自学的又同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自学上，都能够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真有些“比翼双飞”的味道。
牌坊中学虽说位置偏僻，却有电照明，有自来水供应，这是很多农村学校所望尘莫及的。电是从附近的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接过来的。——这所学校我们并不陌生，王加林和方红梅曾在老中医面前冒名顶替过。花园技校与牌坊中学的前身“五七干校”同属武汉铁路局开办，相距又不足千米，几根电线杆就把电接过来了。“五七干校”停办交地方管理之后，财大气粗的武汉铁路局也不好意思停止向牌坊中学送电，每年只是象征性地收点儿电费。
自来水呢？则是附近的花园驻军无偿提供的。紧挨着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的王家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师机关所在地。
哎呀，小小花园镇还有这么高规格的单位！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这个师机关的前身，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军部，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抗美援朝上甘岭英雄部队。这只部队因为拥有邱少云生前所在连和志愿军特等功臣赵毛臣，一直为花园镇人津津乐道。遗憾的是，因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丢了军旗，部队番号最终被撤销，整编为眼下的一个师。
通过地质勘探，花园驻军取水的地方正好选在牌坊中学的大门口。部队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抽水房，并且有战士常年驻守。抽水房门口安装有一个公用水龙头，又铺了根水管通往牌坊中学食堂，食堂门口也安装了一个公用水龙头。两个公用水龙头基本上能保证全校师生用水无忧。
虽然，在王加林和方红梅到来之前，牌坊中学没有住校的老师和学生，但学校食堂还是开伙的。只要是上学的日子，食堂一直为老师提供早餐，为中午不回家的学生提供蒸饭服务。
每天早晨，王加林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拎着暖水瓶提着塑料桶去食堂打开水和冷水。回宿舍刷完牙洗完脸，再拿着搪瓷碗和铝鼓子去食堂买早点。有时是馒头加稀饭，有时是稀饭加花卷，永远只有这两种搭配的三个品种。再次返回宿舍时，方红梅已经洗漱完毕，两人开始共进早餐。在上课铃声敲响之前，王加林必须用铝饭盒洗好大米，送到食堂的木蒸笼里。上午放学之后，再去食堂把蒸熟的饭拿回来，中午只须在煤油炉上炒两个菜就行了。晚餐一般比较简单，多半是下面条，或者和点儿面粉，做刀削面。菜当然得去花园镇的集市上买，只要没有课，和校长或者主任打声招呼，就可以骑上自行车跑一趟。
当夕阳西下，校园里人去房空，完全沉寂下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去门房坐坐，与门卫老宁拉拉家常，或者去部队抽水房，与那位来自gd湛江的小个子战士聊聊天。小个子战士姓王，叫什么名字他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因为一口的gd话，学校的老师们习惯叫他广广。广广身高不足一米六，与喜剧明星潘长江差不多，还没有潘长江壮实。虽然体量较小，但显得精干，说话很快，行动敏捷，篮球打得特别好，是师部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安排他在这里守抽水房。
告别老宁或者广广，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就会肩并肩或者手拉手地去校园周边的田野上散步，有时甚至会走到铁路技校和部队营房里去。暮色四合黑夜来临的时候，两人再返回学校，回到他们的宿舍，各人在各人的寝室里，开始静心地看书或者写作。
这种静谧的田园式生活，尤其适合于热恋中的情侣。特别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当他们意识到整个学校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感觉。于是，他们关上书本，收好钢笔，情不自禁地聚到一起。把电灯关掉，两个人挤坐在同一把靠背椅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星和弯弯的月亮发呆，什么话也不说，就那么倾听着对方的呼吸和心跳。情到深处，加林就会站起身，一手拦腰一手兜腿地把红梅抱起来，放到那张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单人床上。
第一次意外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放慢做爱的节奏，只是促使他们达成君子协定，变得比以前小心谨慎一些了。
他们不愿意吃避孕药，又从来没有听说过安全套这种东西，采取的防范措施就是：在王加林感觉千钧一发难以把控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出来，不要把危险的“子弹”射进方红梅的身体。这也是导致那位多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找到他们“罪证”的原因。
青春万岁！生活多么美好啊！
正当他们如饥似渴地吸吮爱情的甘露，享受秋日美景带来快乐的时候，却得到了王加林的祖母王奶奶去世的噩耗。
前来送信的王李村老乡说，王奶奶是前天傍晚，趁王爸爸和他的二婚老婆在责任田里挖藕时，喝农药自尽的。
家里没有吵架，也没有闹什么矛盾。王爸爸回家发现王奶奶喝了农药，就用板车把老人家往双峰山卫生院送。路上，因为天黑，因为心急，王奶奶的手臂绞进了车轮里，衣服破了，胳膊差点儿被绞断。
到双峰山卫生院后，灌了不少肥皂水洗腹，也不见好转，挣扎到昨天早晨，王奶奶还在痛苦地呻吟。卫生院要王爸爸预交300元住院费，王爸爸拿不出来。又听别人说，就是救活了，也管不了几天，便以老人死在外面不吉利为借口，放弃抢救，把王奶奶拖回了王李村。
王奶奶回家后，躺在堂屋地上的草席上，乱喊乱叫，脚乱蹬，手乱抓，被整整折磨了一天，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多钟才断气……
王加林当即和老乡一起到花园镇，准备坐汽车赴王李村奔丧。
前往花园汽车站的路上，王加林又走进花园邮电局，给定居在hb省bd市的母亲发了电报。他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觉得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通知母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王妈妈收到电报后，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她迅速动身，搭乘列车挥戈南下，誓言为养母报仇，为正义伸冤，为自己雪耻，一定要让王爸爸和他的“姘头老婆”受到法律的制裁，得到应有的惩罚。
一场惊心动魄、旷日持久的官司自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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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和加林是临近师范毕业时私订终身确定恋爱关系的。那年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龄。
因为“不准谈情说爱”纪律的约束，他们不敢公开这种关系，恋爱的方式也只是“地下活动”。比方，满怀深情地写一封情书，偷偷塞进对方的屉子里。早读时相约一起去小树林里读英语。只有周末的晚上，学校不强求晚自习的日子，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韪，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约会。不过，约会的时间不能太久，学校大门十点钟上锁，他们必须在关门之前回到校园。有一次，由于粘乎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儿，两人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跑回学校时，大门还是锁上了。又不敢喊门，那等于不打自招，十点之后进校园的人是必须逐一登记的，那样的话，第二天就会闹得满城风雨。
开房呗！聪明的读者可能会这样支招。可事实上，这种提议最不靠谱。孝感师范学校建在荒山野岭，除了校园里面学校书记的爱人开有一个小卖部，周边别说没有店铺，连村庄农户都没有，去哪儿开房？再说，就算有旅店，身为学生，你敢去开房么？想不想保留学籍了？想不想拿毕业证书了？
那就翻围墙。这种办法确实有人尝试过，但风险特别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学校围墙少说也有三米高，沿着围墙外面寻找，运气好的话，有可能找到一棵紧挨墙体的大树。顺着树干往上爬，到达围墙的顶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困难的就是如何下去。围墙里面的情况完全不清楚，不可能那么巧，同时也有一棵紧挨墙体的树等着你。墙顶面很窄，而且埋有玻璃茬子，根本不可能在上面行走。手也难以在上面抓牢。直接往下跳，则有可能摔成骨折，弄个半身不遂。
红梅同学和加林同学都缺乏那种冒险精神和胆量。
万般无奈，他们只能选择在学校外面过夜。
重新回到他们刚才缠绵过的松树林，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小土坑。他们脱掉外套垫在地上，相拥着坐在衣服上，准备这样呆到天亮。好在当时是夏天，夜晚又天气晴好，不然是很难实施这套方案的。他们屏气凝神地坐定，正打算闭上眼睛开启睡眠模式时，树林里的野蚊子开始向他们袭击，地上的黑蚂蚁也伺机往他们身上爬。他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与这些讨厌的家伙们搏斗。结果，整个晚上两人都没怎么睡，而且浑身上下满是幸福的红疙瘩。第二天早晨，估计学校大门已经打开，他们不敢同时返回。两人一前一后，拉开百十来米的距离，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学生宿舍。
平时在教室里，两个异性同桌总是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地下活动”尽量隐蔽进行。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让嗅觉灵敏的同学们抓到把柄。当其他男生预感到他们心中的女神已经“名花有主”时，内心的失落和愤怒油然而生。学校每年开设一个英语班，专门培养英语教师，另外三个普学班是没有英语课的，而王加林却天天早上去校园外面听英语广播，有时还让方红梅陪他练习对话和口语。这种不务正业的装腔作势，首先成为大家抨击的口实。
“学什么英语！他就是故意装门面，表明自己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的决心，骗取女生的崇拜。”
“练习对话找男生不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女生？他就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大家都盼望着王加林的狐狸尾巴早一天被学校发现，学校领导秉公执法，从严处理，最好是开除他****的学籍。不过，大家又不愿意看到亲爱的红梅同学因此受到牵连。
师范毕业之后，方红梅分配到了她的家乡方湾镇中学，王加林则留在了花园镇，先是在一所小学的“戴帽”初中里教语文，之后调到了牌坊中学。
方湾镇在孝感南部，花园镇在孝感北部，两镇相距一百多里路。时空的阻隔有没有可能拆散这对稚嫩的鸳鸯呢？男生们拭目以待，一些自认为实力较强的迅速参与其中，开始追求方红梅，挖王加林的“墙脚”。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在分居两地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周末，方红梅和王加林都会舟车劳顿地聚到一起。不是红梅到花园镇，就是加林到方湾镇，不让每一个休息的日子在两地相思中度过。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方红梅通过与别人对调的方式，从方湾镇中学调到了花园镇牌坊中学，与自己心爱的人开始耳鬓厮磨共筑爱巢。
前面我们已经不只一次提到牌坊中学，当然后面还将无数次地提到，因为这所学校对于故事的主人公王加林太重要了！毫不夸张的说，在这所学校工作和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最珍贵、最温馨、最艰辛的，同时也是最依恋、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
牌坊中学位于花园镇东部，距镇中心大概三四里路的样子。它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坐落在一片荒凉的土岗上，土岗的周围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点缀其间的小池塘。学校的前身是“****”期间武汉铁路局修建的“五七”干校，专门用来关押铁路系统的“牛鬼蛇神”的。干校停办后，交给花园镇管理，这才改为初级中学。
一个长方形院子围着五排红砖瓦房——这就是牌坊中学最初的模样。后来取得所在地关王村的支持，又获得关王村最有钱的建筑工头关金宇的赞助，把校园面积往西扩大了一倍，修建了一个供学生们上体育课和课间活动的操场。校大门也气派了许多，还有了门卫和房门。
牌坊中学的学生来自附近几个村庄和花园镇，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们早上来念书或者教书，放学之后就全部走人。到了晚上或者周末不上学的日子，学校就成了“无人区”，校园里面看不见一个人影。直到王加林和方红梅到来，学校才结束了无人住校的历史。如果把他们看成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牌坊中学就是伊甸园。
学校给他们一人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在同一排校舍的两头，中间隔着教师们上班的办公室。从宿舍安排的第一天起，老师们就觉得这种安排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如直接把他俩安排在一起。晚上校园里就剩下这一对孤男寡女，他们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各自的宿舍？学校里有一个好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上班时经常以倒开水喝为借口，到红梅老师和加林老师的宿舍里去巡视，查找这对年轻人偷尝荤腥的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她在红梅老师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小块污渍构成的“地图”。中年女教师如同来了***一样兴奋，大呼小叫地“****引得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来参观！
于是，大家斗地主一般地对王加林进行审问，搞得一旁的红梅老师脸上如同泼了血。
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更何况，没过多长时间，方红梅就发现自己怀了孕，因为“大姨妈”已经两个多月没光临。
两个荒唐的年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
当时他们还不到法定婚龄。去医院要求流产，医生要他们出示结婚证，两人只有怏怏地离开。
抽了个周末，他们又去找附近乡村的一位老中医，谎称自己是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的学生，求开堕胎药。
老中医见他们是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又是“铁老大”的公子小姐，就明目张胆地敲竹杠，要收他们1000元。
唉，王加林和方红梅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因为怕老中医把他们的“丑事”泄露出去，所以编造了“铁路技校学生”的身份。他们顾此失彼，忽视了上铁路技校的都是有钱人，导致那个狡诈的老中医狮子大开口。如果他们直接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或许就不会引出这样的难题，地球人都知道，中小学教师穷得叮铛响，老中医怎么也不会报出1000元的天价。
当时流传着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说是有一个比较殷实的人家，家里屡屡失窃，于是换防盗门、安防盗窗、装电子监控，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但可恶的小偷仍然时不时光顾，让这家人头疼不已。后来他们突发灵感，在大门上挂了个“教师之家”的牌子，从此便相安无事。由此可见，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是最好的“防盗措施”，自然也是最好的“防宰措施”。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每个月的工资都是42元人民币。两个人加起来，一年不吃不喝也挣不到1000元，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呢？
回家后自是互相埋怨。红梅老师整日愁眉苦脸，时不时还伤心落泪。但肚子里的小生命却不管不顾地茁壮成长，时间耽搁不起啊！
万般无奈，两人只有硬着头皮到校长那儿承认错误，提出要领结婚证，要求学校给他们开证明，同时把王加林的年龄写大一些。
校长姓关，是个中年妇女，同时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她非常赏识王加林的才干。加林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就被关校长委以重任，担任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还被提拔为学校团总支书记。恋爱中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管住自己做出“荒唐事”，作为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关校长，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她二话没说，完全按照两位下属的要求开好了证明。
好在当时还没实行居民身份证，负责婚姻登记的，又是个马虎随便、嘻嘻哈哈的小伙子。他连户口簿都没看，就在两张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上盖了章。
凭借《婚姻证明书》，方红梅在王加林的陪护下，去孝感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两个年轻人创造的第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他们自己残忍地扼杀了。
或许有人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不理解：既然已经领了结婚证，又是第一胎，就生下来嘛！那个年代又不需要准生证。
确实，他们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生命保留下来的。
虽然“未婚先孕”会让他们在面子上觉得有点儿难堪，但这种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普遍，算不上太大的障碍。他们之所以选择放弃这个生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或者说，是他们觉得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抚养小孩。经济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两个人工作，而且都是人民教师，国家干部，尽管工资低一点儿，一个小孩还是能够养活的。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小孩生下来之后谁来带？
方红梅娘家的情况是明摆着的：方爸爸和方妈妈靠种三亩责任田，和方湾镇卫生院那份烧火做饭的临时工，供养三个孩子上中学，他们是抽不出时候来带小孩的。至于王加林的父亲和母亲，那更是不能作半点儿指望！
王家的情况太复杂了，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这既考验我们的表达能力，同时也考验读者的理解能力。我们还是省去所有的细枝末节，提纲挈领地理一理粗线条吧！
王加林的祖母王奶奶年轻时没有生育，收养了亲哥哥的女儿——未满周岁的舅侄女作为自己的后人。
1962年，王奶奶的丈夫积劳成疾，惨死在双峰山白云寨水库工地上。在本家的鼓动下，王奶奶接纳了一个王姓男青年，作为上门女婿，随后与自己抚养的舅侄女结婚。——他们就是王加林的父母。姑且称他们为王爸爸和王妈妈吧！
王爸爸和王妈妈感情一直不好，据王妈妈讲，她是因为被王爸爸强奸才忍辱与之结婚的。
结婚时，王爸爸24岁，王妈妈只有16岁。16岁还不到国家规定的法定婚龄啊！但在王李村这样的落后乡村，这种情况见怪不怪，而且还相当普遍。没有谁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狗拿耗子，去管这些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
结婚之后，王爸爸和王妈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家里经常是鸡飞狗跳，很少有消停的时候。
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王加花。因为有了孩子，两人曾“协议停火”，夫妻关系有过短暂的改善。不过，好景不长，女儿刚刚满月，王爸爸和王妈妈之间的战火重燃，家里又开始硝烟弥漫。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个已经同床共枕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会如此不共戴天，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值得一提的是，王加花一岁半的时候，王加林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小家伙出生那天，恰好赶上1965年元旦。
儿女双全了，又经过了婚后几年的磨合，王爸爸和王妈妈是不是就可以不闹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又过了一年加半载，他们还是离婚了。王妈妈带着女儿王加花，回到了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住进了已经离世的亲生父母留下的三间破烂房屋。王加林则跟着王奶奶和王爸爸，祖孙三人继续在王李村生活。
王妈妈回白沙铺之后种过地，做过小买卖，后来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投身三线建设。
王妈妈带着女儿过了十年单身生活，后来通过别人牵线搭桥，改嫁给了同样在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部队军官。那位军官的前妻因病离世，留下两儿一女三个小孩，最大的12岁，最小的3岁。加上12岁的王加花，这个重组的家庭就有了四个孩子。
两年之后，王妈妈又生下一个女儿。家里等着吃饭穿衣的小家伙增加到五人，全靠王妈妈和她的军官丈夫养活。
——这就是王加林母亲这边的情况。
王加林的父亲呢？王爸爸打走老婆之后，也蒙生过悔恨之意，曾多次在王妈妈面前痛哭流涕，希望两人能够复婚，甚至赌咒发誓，一定痛改前非。但王爸爸的真情并没有打动王妈妈，她誓言“好马不吃回头草”。事实上，王妈妈在骨子里就看不上王爸爸。
复婚无望，王爸爸只得寻找其他的女人再婚。但这条路既艰辛又曲折，经过的时间也比较漫长，直到王加林考上师范学校之后，王爸爸才如愿以偿。
再婚之后的王爸爸精神焕发，与二婚老婆又生下了两个女儿。眼下，大女儿刚刚学会走路，小女儿整天躺在摇篮里。
王爸爸和二婚老婆每天忙着种责任田，两个小孩全靠年近八旬的王奶奶照料。
看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了，王爸爸和王妈妈养儿育女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担子更重了。他们自顾不暇，怎么可能帮助加林和红梅带孩子呢？
方家和王家两边的老人都难作指望，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又要上班，家里多出个小东西哪个管？就是这个非常现实和直接的问题，让两个疏忽大意的年轻人万分不情愿地、却又是无可奈何地做掉了他们的亲骨肉。
回过头来想一想，他们做出这种决定，其实是非常草率的。因为他们没有更延伸地估算一下：双方的老人什么时候才有闲暇来帮他们带孩子？答案自然是遥遥无期。与其作这种无望的等待，还不如自己想办法，开启他们的养儿育女之旅。
当然，选择流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方红梅刚刚收到hb大学寄来的本科函授生录取通知书。她想继续深造，力争拿到本科文凭。
因为国家教育资源有限，能够走进大学校园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都是通过成人教育来增长知识和提升学历。取得成人继续教育学历有多种途径，诸如脱产进修、函授、夜大、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远程教育等等。前三种必须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学制也相对固定；后三种则无须参加入学考试，修满了规定的课程即可毕业。至少什么时候能够修满课程并考试合格，全在于个人的造化，有的人考了一生，也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参加本科函授入学考试时，方红梅曾劝王加林和她一起报名。加林固执地没有听从女朋友的意见。因为他当时正沉迷于文学创作，整天苦心孤诣地写小说，编织着自己的作家梦。他不想为复习备考耽误时间，更不想被函授学习牵着鼻子走，定期完成作业，按时参加面授和结业考试。另外，他觉得本科函授学制太长，得等五年时间才能拿到文凭。
当然，文凭是必不可少的，按照规定，初中教师必须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王加林选择了参加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来提升自己的学历。自学考试虽然难一点儿，但学习方式灵活自由，无须受制于人。更重要的是，文凭的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方红梅能够考取本科函授班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次和她一起报考的在职教师全市有400多人，最终只有39人被录取，而这39名佼佼者中，只有4个是女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红梅老师格外兴奋，当时就向未婚夫王加林表明过态度：结婚的事情暂时缓一缓，要是出了事，我们就去医院。现在不幸被她言中，真的“出了事”，去医院流产也就理所当然了。
去掉“心腹之患”之后，加林和红梅得以轻装上阵，开始了他们努力工作、勤奋自学的简单而又充实的生活。两人同为语文教师，函授或自学的又同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自学上，都能够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真有些“比翼双飞”的味道。
牌坊中学虽说位置偏僻，却有电照明，有自来水供应，这是很多农村学校所望尘莫及的。电是从附近的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接过来的。——这所学校我们并不陌生，王加林和方红梅曾在老中医面前冒名顶替过。花园技校与牌坊中学的前身“五七干校”同属武汉铁路局开办，相距又不足千米，几根电线杆就把电接过来了。“五七干校”停办交地方管理之后，财大气粗的武汉铁路局也不好意思停止向牌坊中学送电，每年只是象征性地收点儿电费。
自来水呢？则是附近的花园驻军无偿提供的。紧挨着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的王家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师机关所在地。
哎呀，小小花园镇还有这么高规格的单位！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这个师机关的前身，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军部，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抗美援朝上甘岭英雄部队。这只部队因为拥有邱少云生前所在连和志愿军特等功臣赵毛臣，一直为花园镇人津津乐道。遗憾的是，因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丢了军旗，部队番号最终被撤销，整编为眼下的一个师。
通过地质勘探，花园驻军取水的地方正好选在牌坊中学的大门口。部队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抽水房，并且有战士常年驻守。抽水房门口安装有一个公用水龙头，又铺了根水管通往牌坊中学食堂，食堂门口也安装了一个公用水龙头。两个公用水龙头基本上能保证全校师生用水无忧。
虽然，在王加林和方红梅到来之前，牌坊中学没有住校的老师和学生，但学校食堂还是开伙的。只要是上学的日子，食堂一直为老师提供早餐，为中午不回家的学生提供蒸饭服务。
每天早晨，王加林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拎着暖水瓶提着塑料桶去食堂打开水和冷水。回宿舍刷完牙洗完脸，再拿着搪瓷碗和铝鼓子去食堂买早点。有时是馒头加稀饭，有时是稀饭加花卷，永远只有这两种搭配的三个品种。再次返回宿舍时，方红梅已经洗漱完毕，两人开始共进早餐。在上课铃声敲响之前，王加林必须用铝饭盒洗好大米，送到食堂的木蒸笼里。上午放学之后，再去食堂把蒸熟的饭拿回来，中午只须在煤油炉上炒两个菜就行了。晚餐一般比较简单，多半是下面条，或者和点儿面粉，做刀削面。菜当然得去花园镇的集市上买，只要没有课，和校长或者主任打声招呼，就可以骑上自行车跑一趟。
当夕阳西下，校园里人去房空，完全沉寂下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去门房坐坐，与门卫老宁拉拉家常，或者去部队抽水房，与那位来自gd湛江的小个子战士聊聊天。小个子战士姓王，叫什么名字他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因为一口的gd话，学校的老师们习惯叫他广广。广广身高不足一米六，与喜剧明星潘长江差不多，还没有潘长江壮实。虽然体量较小，但显得精干，说话很快，行动敏捷，篮球打得特别好，是师部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安排他在这里守抽水房。
告别老宁或者广广，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就会肩并肩或者手拉手地去校园周边的田野上散步，有时甚至会走到铁路技校和部队营房里去。暮色四合黑夜来临的时候，两人再返回学校，回到他们的宿舍，各人在各人的寝室里，开始静心地看书或者写作。
这种静谧的田园式生活，尤其适合于热恋中的情侣。特别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当他们意识到整个学校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感觉。于是，他们关上书本，收好钢笔，情不自禁地聚到一起。把电灯关掉，两个人挤坐在同一把靠背椅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星和弯弯的月亮发呆，什么话也不说，就那么倾听着对方的呼吸和心跳。情到深处，加林就会站起身，一手拦腰一手兜腿地把红梅抱起来，放到那张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单人床上。
第一次意外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放慢做爱的节奏，只是促使他们达成君子协定，变得比以前小心谨慎一些了。
他们不愿意吃避孕药，又从来没有听说过安全套这种东西，采取的防范措施就是：在王加林感觉千钧一发难以把控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出来，不要把危险的“子弹”射进方红梅的身体。这也是导致那位多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找到他们“罪证”的原因。
青春万岁！生活多么美好啊！
正当他们如饥似渴地吸吮爱情的甘露，享受秋日美景带来快乐的时候，却得到了王加林的祖母王奶奶去世的噩耗。
前来送信的王李村老乡说，王奶奶是前天傍晚，趁王爸爸和他的二婚老婆在责任田里挖藕时，喝农药自尽的。
家里没有吵架，也没有闹什么矛盾。王爸爸回家发现王奶奶喝了农药，就用板车把老人家往双峰山卫生院送。路上，因为天黑，因为心急，王奶奶的手臂绞进了车轮里，衣服破了，胳膊差点儿被绞断。
到双峰山卫生院后，灌了不少肥皂水洗腹，也不见好转，挣扎到昨天早晨，王奶奶还在痛苦地呻吟。卫生院要王爸爸预交300元住院费，王爸爸拿不出来。又听别人说，就是救活了，也管不了几天，便以老人死在外面不吉利为借口，放弃抢救，把王奶奶拖回了王李村。
王奶奶回家后，躺在堂屋地上的草席上，乱喊乱叫，脚乱蹬，手乱抓，被整整折磨了一天，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多钟才断气……
王加林当即和老乡一起到花园镇，准备坐汽车赴王李村奔丧。
前往花园汽车站的路上，王加林又走进花园邮电局，给定居在hb省bd市的母亲发了电报。他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觉得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通知母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王妈妈收到电报后，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她迅速动身，搭乘列车挥戈南下，誓言为养母报仇，为正义伸冤，为自己雪耻，一定要让王爸爸和他的“姘头老婆”受到法律的制裁，得到应有的惩罚。
一场惊心动魄、旷日持久的官司自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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